正義必勝

在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殘歷碑廣場一側，橫置著一座形如炸彈尾翼的鋼筋混凝土澆筑碑。這座被稱作“炸彈碑”的澆筑碑，原是日軍為炫耀其精心策劃並制造的九一八事變而建立的“柳條湖爆破地點碑”。抗戰勝利后，這座作為日本侵略罪証的澆筑碑被沈陽市民推倒。如今，“炸彈碑”已成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不可辯駁的歷史罪証，向世人訴說著那段永遠無法掩蓋的歷史，並時刻警示國人：銘記歷史、吾輩自強。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據不平等條約駐扎在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預定計劃，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所為，並以此為借口向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發動進攻。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關東軍為制造中國軍隊無端挑起戰爭的假象，在北大營及附近區域做足“功夫”。他們先是領著日本貴族院視察團查看鐵路爆破地，並令其“偶然”發現位於爆炸地點附近的幾具“東北軍士兵尸體”。隨后，日軍為掩蓋其誣陷東北軍士兵炸毀鐵路的謊言，又找出兩根所謂被炸毀的鐵路枕木及破壞鐵路的中國士兵的槍支等物証，供國聯調查團參觀核查。

由於枕木不能長期露天存放，日軍又需要設立中國軍隊炸毀鐵路的標志，於是便在爆破地點東側數米處（面向奉天驛方向）豎起木制碑牌，上書“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線路爆破位置”字樣，並派人牽著狼狗站崗駐守。不久，為強化宣傳效果，日軍將碑牌升級為高約2.5米的三角形三面可觀碑牌，每面均刻有“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支那兵線路爆破地點”字樣。

1938年，日本關東軍為炫耀戰功，在柳條湖事件爆破地點附近用鋼筋混凝土建起一座碑，並為其加裝寬大的梯形基座。為使這座澆筑碑更加醒目，日軍不僅在基座正面刻上“爆破地點”4個字，還在澆筑碑后數米外立起4個碩大的牌子，寫上“爆破地點”4個大字。從遠處望去，整個鋼筋混凝土澆筑碑形似一枚扎入底座的炸彈，故被稱為“炸彈碑”。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長期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他們為把中國變成其獨佔殖民地而採取的重要步驟。早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對華政策綱領》，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系”。不久，內閣首相田中又一向天皇奏呈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1931年，日本軍部秘密制訂有關侵略我國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在完成發動侵略戰爭的周密准備后，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

盡管東北形勢危如累卵，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仍採取對日不抵抗政策，致使日軍僅用4個多月時間便佔領3倍於日本領土面積的中國東北廣大地區。鬆花江上陰雲密布，3000多萬東北同胞慘遭涂炭，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民族危亡之際，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率先高舉武裝抗日的旗幟。1931年9月，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響亮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中共滿洲省委指示各地黨組織開展抗日斗爭。黨中央派周保中、趙一曼等人前往東北，加強黨組織力量。至1933年初，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巴彥、南滿、海龍、東滿、寧安、湯原、海倫等抗日游擊隊相繼成立，逐漸成為東北主要抗日武裝力量。

1936年2月，我黨領導的東北各抗日部隊統一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東北抗日聯軍團結廣大群眾，進一步開展廣泛持久的抗日武裝斗爭，同日、偽軍進行大小數千次戰斗，粉碎敵人一次又一次“討伐”。他們的英勇斗爭，有力打擊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治，牽制了大量日軍，支援和鼓舞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

經過全國軍民14年艱苦卓絕的斗爭，日本軍國主義走向窮途末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形式發布《終戰詔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舉國振奮。沈陽民眾自發拆毀“炸彈碑”的碑座，將碑身推倒。1991年，沈陽“九·一八”事變陳列館建成后，該碑被正式收藏，陳列於南側廣場一角。1999年，隨著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擴建完成，該碑被移至展覽主館前廣場東側，作為露天展品展出。

80年時光荏苒，歲月的刻刀似乎並未在“炸彈碑”上留下太多的痕跡，但歷史的昭示之音始終回蕩在它的上空：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榮帥 蒲元）